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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庄记事

作 者: 贾大山

定 价: ¥35.00

出版日期: 2014-09-01

责 编: 王学良

I S B N: 978-7-5008-5839-3

开 本:16开

包 装:平装

内容简介

  本书是著名作家贾大山的作品,主体是《梦庄记事》系列,再精选他各个时期的作品《取经》《花市》《西街三怪》等名篇构成。贾大山一生的创作分为三个阶段,以《取经》为代表的20世纪70年代及以前的作品为第一阶段;80年代中后期以《梦庄记事》系列为代表的作品为第二阶段;90年代的作品为第三阶段。他的创作每进入一个新阶段,都是对前一阶段的突破与超越,都有新的特征注入其中。《取经》等作品,主要写基层干部,主要是政治视角;《梦庄记事》系列则不再直接写政治,而是写生活于特定的政治环境下普通农民的人性及人情;90年代之后的作品则把人情、人性提升到了更具人生哲理的形而上高度。

作者简介

  贾大山(1942—1997),河北正定人,著名作家。历任正定县文化局局长、政协副主席,河北省政协常委、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71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短篇小说《取经》《花市》《梦庄记事》系列、《古城》系列等。《取经》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花市》《村戏》获河北优秀小说奖;《干姐》获河北文艺振兴奖;《赵三勤》收入日本银河书房出版的《中国农村百景》,并获《山西文学》1980年优秀小说奖。《花市》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贾大山小说的风格影响了一大批作家和作者。

编辑手记

目录
样章

序言:                    艺术并不与时间同步


                                    ——重读贾大山的短篇小说


                                                                      雷达



已故作家贾大山近来颇受关注,当然与习近平总书记的旧作《忆大山》的发表有关。我以前没读到过这篇文章,这次读来感动不已:完全没有尊卑、高下、官民的隔阂,完全是真情的自然流露,是心与心的赤诚相对,是人格与人格的欣赏,是对人才的由衷尊重,令人想到高山流水谢知音般的境界。习近平总书记为贾大山三次落泪,我读习近平总书记的文章,也是眼热心酸。文中没有提到对贾大山小说的具体评价,但我以为他必然是赏识的。


贾大山的短篇小说在今天仍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却也是真的。这其实是我一贯的看法。2003年由我编选的《百年百篇经典短篇小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曾三次印刷)就收了贾大山的短篇一束,包含《莲池老人》《老拙》和《傅老师》三个短章。2009年由我主编的《新中国文库·短篇卷》又收了他的《干姐》。铁凝在新近出版的《贾大山小说精选集》的序言中说,贾大山把目光伸向了他所熟悉的底层民众灵魂的深处,他的故事构成了一个贾大山造就的世界,在这世界里有乐观的辛酸、优美的丑陋、诡谲的幽默、愚钝的聪慧、冥顽不化的思路和困苦中的温馨。这是很中肯的评价。近日,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了贾大山的《梦庄记事》,贾大山的作品似乎在慢慢地热了起来。在我看来,贾大山小说的本真美是存在的、深藏的,任何表面的价值和时髦的风尚都掠不去它。艺术并不与时间同步。


当年,我接触到贾大山最初一批作品,如《取经》《三识宋默林》《中秋节》《分歧》等作品时,就感到他的创作是有传统作依托的,较多地保留了某些前辈作家看取生活的眼光和审美趣味,具体说来,就是“白洋淀派”和“山药蛋派”的综合影响。尽管流派的研究者们一般把“白洋淀派”和“山药蛋派”分开,说“白”更浪漫,“山”更土气;“白”擅写青年女性,“山”长于刻画老农;“白”更抒情,“山”更写实等等,且不无一点道理,但我仍然认为,它们是同一历史条件下、同一大气候、同一生活土壤上长出来的艺术果实,离不开北中国特有的气候、土质和农民革命的大背景。说贾大山的前期创作像“赵”(树理),后期创作像“孙”(犁),大约不是无稽之谈。他前期创作的思想意蕴其实是很集中的:强调恢复实事求是作风,婉讽假大空和极“左”思想,批评唯上、唯文本是从的僵化,赞扬脚踏实地的干部作风。这类作品中的主人公,往往使人联想起《李有才板话》中的那个“老杨”。


在贾大山的创作中,罕有荒诞、变形、魔幻等繁复的手法,它们多以素朴、明快、简洁的面貌,按生活的本来模样呈现出来,更多地显露出生活自身的美。凡是被横流的物欲、浮华的世风所眩惑的人们,尽可以到贾大山的作品里去恢复一下感官的清新,结识几个未遭涂污的灵魂。例如《花市》,主人公是个叫蒋小玉的姑娘,她上市卖花而购者甚众,说明“原来乡下人除了吃饭穿衣,他们的生活中也是需要一点花香的”。作者敏锐感悟到,买花人并不都懂得花,理解花,仍有种种龌龊和低俗,在败坏花香四溢的空气。作品不但写出了姑娘花一样美好的心胸,也映照出人心的移动,世道的转换。


应该看到,从《取经》到《梦庄记事》系列,贾大山突破了原先较狭窄的观念束缚,完成了创作上的一次飞跃和蜕变。这个系列的作品显得格调深沉,韵味悠长,不露声色,于平易中显深刻,于素朴中见浓度。它们大多是对往事的追忆,也有写当前现实的,给人的感觉是,它们经过反复涵泳、体味和咀嚼,是作家心灵中的财富。梦庄者,结想为梦,与心徘徊之意。这组作品与作家原先恪守的忠实的再现性已不同,它具有再现中的表现、写实中的写意特色。例如《花生》就深受好评。人们大多是从对极“左”路线批判和控诉的角度着眼的,震撼于为一粒花生而死的小姑娘,震撼于生命尊严不如一粒花生。其实,小姑娘的父亲,那个永远把小姑娘扛在肩上的生产队长也很值得注意。他一听到要动用花生,就牙疼似的吸气,反复强调要保证给国库上缴,申明“吃油不吃果,吃果不吃油”。他最心爱的小姑娘偷吃花生,被他猛击一掌,花生卡在喉咙,死了。试问,这是个冷酷至极的人吗?当然不是。这是一个极深刻的精神的悲剧。


《梦庄记事》中的那个“我”,不再是单纯的故事叙述人,而是与农民共思考、共反省的人物,体现了作家主体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强化,有研究民族性格的指向。在《俊姑娘》里,俊姑娘是个长相漂亮的女知青,刚到梦庄,村人视为珍宝,还说她的俊气能降疯魔。时日一长,她得了“小白鞋”等三个外号,形象就不佳了。长得漂亮成了罪恶,她爱唱歌、爱写信,全成了不可饶恕的缺点。由于她比别人多了个“漂亮”,在其他方面都得比别人少点什么才行。直到她因劳动被砸伤了腿,处境才有所好转。这不是很耐人寻味吗?与这种无情的解剖相联系的,是一部分梦庄作品抒情性的强化。那不是肤浅的歌吟,而是深沉的、带点忧郁色彩的感发。由于能进入人物心灵的深层,作品荡漾着无名的感伤。像《干姐》就是具有如此品性的作品。


我们还应注意到,贾大山一贯重视磨砺自己的“白描”功夫,也即去粉饰、勿卖弄、有真意的写法。他的作品看多了,发现写法也许有些单调,但就他经营的“田园”而言,其表现方式却是非常契合的,犹如一个衣着朴素、式样合体、不施铅华、身材健美的农家少女。不少文章都说,贾大山是可以背诵自己的小说的,可见他用心之深,打磨之精。“简洁”曾是短篇创作中备受推崇的品格,贾大山因“简洁”而独树一帜,可是现在的短篇创作中却有一种繁缛和冗长之风。缺少提炼的故事,读来沉闷无趣,无节制的长句子正在胀破短篇的艺术限制。回头看贾大山的短篇,超过万言的极少,这在今天尤显难能可贵。


是为序。

 





花生


——梦庄记事之一





小时候,我特别爱吃花生。街上买的五香花生、卤煮花生,我不爱吃,因为它们是“五香”的、“卤煮”的。我爱吃炒花生。那种花生不放作料,也不做过细的加工,那才是花生的真味。


然而这种花生,城里很少见卖。只有在冬天的晚上,城外的一些小贩,挎着竹篮进城叫卖:


“大花生,又香又脆的大花生……”


那诱人的叫卖声,弄得我睡不着觉。父亲便去叫住小贩,买一些给我吃。晚上吃了,早起还满口的清香。


也许是从小就爱吃花生的缘故吧,我二十一岁上,县里动员知识青年下乡插队时,我愉快地报了名,来到全县有名的“花生之乡”——梦庄。


我们来到梦庄,正是收获花生的季节。队长肩上背着一个小闺女,领我们安置好了住处,对我们说:


“今天晚上招待招待你们。”


“怎么招待?”我们问。


“你们城里人,爱吃山药,焖一锅山药吃吧?”


“不,”我说,“我们城里人,爱吃花生。”


“对,吃花生,吃花生。”同伴们都说。


“吃花生,吃花生。”小闺女拍打着他的光头,也说。


“哎呀,那可是国家的油料呀……”队长牙疼似的吸了一口气,终于说,“行,吃花生就吃花生。”


队长三十来岁,人很老诚,也很温和。不论做什么事情,他的肩上总是背着那个小闺女。那闺女有五六岁,生得又瘦又黄,像只小猫。房东大娘告诉我,队长十分娇爱这个闺女,她是在他肩上长大的。


晚上,队长背着闺女,来到我们的住处。保管员也来了,背着一筐花生和一布袋头沙子。我们点着火,他先把沙子放到锅里,然后再放花生。他说,炒花生,其实不是靠炒,而是靠沙子“暖”熟的。如果不放沙子,干炒,花生就会外煳里生,不好看,也不好吃。


花生炒好了,放在一个簸箕里,我们坐在炕上吃起来。那闺女坐在我们当中,眼睛盯着簸箕,两只小手很像脱粒机。


那花生粒大色白,又香又脆,实在好吃。我们一边吃着,不由得赞美起这里的土地。队长听了很高兴,说是村北的河滩里,最适合种花生了,又得光,又得气,又不生地蛆。早先,花生一下来,家家都要收拾一个仓房,房顶上凿一个洞;收获的花生晒在房上,晒干了,就往那洞里灌。一家藏多少花生?自己也说不清。


正谈得高兴,“哇”的一声,那闺女突然哭起来。我很奇怪,赶忙拣了一颗花生,哄她说:“别哭,吃吧,给你一颗大的。”


哄不下,仍然哭。


“你怎么了?”我问。


她撇着小嘴儿,眼巴巴地望着簸箕说:


“我吃饱了,簸箕里还有……”


我心里一沉,再也吃不下去了。平时,梦庄对于这个闺女,是太刻薄了吧?


那年,花生丰收了,队里的房上、场里,堆满了花生。我一看见那一堆堆、一片片的花生,不由就想起了闺女那眼巴巴、泪汪汪的模样。一天,我问队长:


“队长,今年能不能分些花生?”


他说:“社员们不分。”


“我们呢?”


“你们还吃油不?”


“吃呀。”


“吃油不吃果,吃果不吃油。”


和社员们一样,我们每人分了一斤二两花生油,没有分到花生。


第二年春天,点播花生的时候,队长给我分配了一个特殊的任务。上工后,他让社员们站在地头上,谁也不准下地,然后让我和保管员拉上小车,带上笸箩,到三里以外的一个镇子上买炸油条去。买回油条,他对社员们说:


“吃,随便吃。”


吃完油条,才准下地。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


“你算算,吃一斤油条四毛六分钱,吃一斤花生种子多少钱?再说,花生是国家的油料呀!”


“这个办法是你发明的?”我问。


他笑了一下,没有回答,笑得十分得意。


这样做了,他还不放心。收工时,他让我站在地头上,摸社员们的口袋。我不干,他说我初来乍到,没有私情,最适合做这项工作。


社员们真好,他们排成一队,嘻嘻哈哈地走到我面前,奓起胳膊让我摸,谁也不在乎。


就在那天晚上,我正做饭,忽然听到东南方向有一个女人的哭声。正想出门去看,我的同伴跑来了,气喘吁吁地说:


“快走,快走!”


“哪里去?”


“队长的闺女死了!”


我一震,忙问:


“怎么死的?”


同伴说,队长收工回去,看见闺女正在灶火前面烧花生吃。一问,原来是他媳妇收工时,偷偷带回一把。队长认为娘儿俩的行为,败坏了他的名誉,一巴掌打在闺女的脸上。闺女“哇”的一声,哭了半截,就不哭了,一颗花生豆卡在她的气管里。


队长家的院里,放着一只小木匣子,木匣周围立着几个乡亲。队长夫妇不忍看闺女出门,躲在屋里低声哭泣。黑暗中,谁说:


“钉盖吧?”


“钉吧。”


正要钉盖,“等等。”闺女的姥姥拐着小脚,从厨房屋里走出来。她一手端着油灯,一手攥了一把锅灰,俯身把那锅灰抹在闺女的睑上……


“你,你这是干什么?”我把她一搡,愤怒地说。


她也流着泪说:


“这闺女是短命鬼儿。这么一抹,她就不认识咱了,咱也不认识她了,免得她再往这里转生。”


那天黑夜,我提着一盏马灯,乡亲们抬着那只小木匣子,把一个早逝的、不许再“转生”的生命,埋葬在村北的沙岗上。


一连几天,队长就像疯了一样,不定什么时候,猛地吼一声:


“我瞒产呀!”


“我私分呀!”


“我……”


可是,一直到我离开梦庄,一粒花生也没私分过。



现在,我和梦庄的乡亲们,仍然保持着来往。每年花生下来,他们总要送一些给我。我看着他们送来的花生,心里很是高兴,庆幸他们终于结束了“吃油不吃果,吃果不吃油”的时代。


可是,每当吃了他们的花生,晚上就要做梦。梦见一个女孩子,满脸锅灰,眼巴巴、泪汪汪地向我走来。我给她花生,她不要,只是嚷:


“叔叔,给我洗洗脸吧……给我洗洗脸吧……”


我把梦中情景,告诉了老伴,老伴说:


“那个女孩子,就是队长的闺女。你把这个梦,跟队长说说吧,让他买一些纸,给孩子烧烧。”


我是唯物主义者,当然没有那么做。但是我却希望那个受了委屈的小魂灵,回到梦庄去,让梦庄的人们都做这样一个梦。











老路


——梦庄记事之二






队里的那头黄牛不行了,别说干活,路也走不动了。中秋节的前几天,队委会决定杀掉它,给社员们分一点牛肉。


可是,队委会决定这件事的时候,指导员老路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在生产队里,指导员是一把手,他的态度暧昧不明,别人不好下手。一天晚上,队长让我去问问他,那头牛到底杀不杀,要杀,几时杀。


老路五十多岁,矮个子,黑胖子,说话没有标点符号,人们都有些怕他。但他和我十分友好,有时甚至形影不离。他整人时,需要我写定案材料;他挨整时,需要我写检查材料。他说我是他的“私人秘书”。


来到他家,他刚刚吃过晚饭,正在屋里听“小喇叭”。我问:


“老路,那头牛,到底杀不杀?”


“顾不上顾不上顾不上!”


他很烦躁。看那表情,听那口气,似乎是不想杀,不忍杀,又似乎是确实顾不上杀。——当时,阶级斗争吃紧,白天黑夜忙着专政。


我望着他的脸色,报告牛的近况:它不吃草了,不喝水了,一天比一天瘦下去了……他直着眼睛,正在踌躇,院里忽然响起一阵紧急的脚步声:


“路大叔,他跑啦!”


两个民兵的声音。


“谁?”


“路大嘴!”


“快去捉快去捉!”


两个民兵答应着,去了。


路大嘴是个富农分子。有一天,两个孩子当着老路把他一指:“他说反动话来!”于是,老路就忙起来了:攻心,审讯,批判,斗争。路大嘴身上脱了一层皮,老路熬红了两只眼。


老路红着眼,挽挽袖子,紧紧腰带,已经进入了战斗的状态。我赶忙问:


“老路,那头牛……”


院里,又响起了紧急的脚步声:


“路大叔,捉住啦!”


“押到老地点!”


老路说着,脚一甩,甩掉了两只粗布鞋,换上一双大头皮鞋。那皮鞋很破旧,很笨重,鞋底上钉着几块铁掌。——那是“清队”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从旧货摊上买来的。他说,穿上这种鞋,不但能直接地打击敌人,光是那咯噔咯噔的响声,也能起到震慑敌人的作用。


生产队办公室里,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五百度的电灯泡子。路大嘴低着头,站在中央,其他七个四类分子站在两旁——一人犯事,七人受株,这是老路一贯的政策。


老路坐定,审讯开始了:


“路大嘴!”


“有。”


“你为什么要跑?”


“我……”


“说!”


“我怕挨打……”


“放屁!”


老路一拍桌子,猛地站起来了。路大嘴赶忙改口说:


“思想反动。”


咯噔,咯噔,咯噔,老路倒背着手,围着路大嘴转了三遭,又问:


“路大嘴!”


“有。”


“你还跑不跑?”


“不跑了。”


“你还想跑不想跑?”


“不想了。”


“放屁!”


“想。”


“我叫你想!”老路大喝一声,一脚踢在路大嘴的胯上。路大嘴个子高,扑通一声,很像倒了一堵墙!


接着是四个项目:


请罪。——向毛主席请罪。


驮坯。——背上压三个坯,站两个小时。


互相帮助。——八个四类分子,互相打耳光子。


罚跪。——不是跪在地上,而是跪在墙头上。


做完这些事,已是后半夜了。我没有忘了队长的委托,又问:


“老路,那头牛,到底杀不杀?”


没有回答。他望着天上的星星,站了很久,咯噔,咯噔,咯噔,走到院子东头的牲口棚里。饲养员睡熟了,他没有惊动他,悄悄地蹲在牛卧处。暗夜中,他伸长脖子,努力地看它;看了一阵,伸出手来轻轻地摸它。摸它的角,摸它的嘴,摸它的背……摸了一阵,一滴冰凉的大泪落在我的手上:


“不杀。”


“养着?”


“不,咱另想办法。”


早晨,社员们上工的时候,老路把牛牵到院里,让电工在牛腿上装了一根电线;电线的另一头,接在办公室里的灯口上。安装好了,他阴沉着脸,问大家:


“谁拉电门?”


“我拉。”一个青年说。


他瞅定他,问:


“你拉?”


“我拉。”


“我记得,你还是个‘五好社员’哩,是吧?”


“是呀,我当了三年‘五好社员’啦。”


“你好个蛋!”他猛地抬高嗓门,指着那头牛说,“它,给咱干了二十年活啦,你他妈的有一点人心没有?”


那青年低下头,不敢辩驳。


“谁拉?”又问。没人言声。


“路大嘴来了没有?”


“那不是。”一个社员朝墙头上一指,路大嘴还在那里笔直地跪着。


“下来,你拉电门!”


路大嘴从墙头上爬下来,一拉电门,那牛扑通倒下了。老路赶紧闭上眼,皱紧眉,念咒似的对着牛说:


“不怨你,不怨我,都怨路大嘴这个坏家伙……”


“指导员,是你叫我拉的呀……”


路大嘴话没说完,啪啪啪!挨了三个大耳光:“我叫你死,你也死呀?”


牛死了。但是谁也不敢开剥,更不敢再提分牛肉的事。那牛躺了三天,埋了。



这件事已经过去十几年了,可到现在我还常常想起那个杀牛的场面,常常想起那个“咯噔、咯噔”的声音。我一直想不明白,老路那样一个人,对牛,为什么那么爱,那么善,那么钟情?最近,临济寺来了一位老僧,我便向他请教。那老僧很有学问,儒、释、道,俱通。他听了这件事,闭着眼睛想了一下,说:


“人之初,性本善。路公亦然。”


可是,对人,为什么那么冷酷,那么残暴呢?据我所知,县、社、队,当时的哪一级领导,也不曾指令他买那么一双大头皮鞋呀。





干姐











干姐


——梦庄记事之三





梦庄的媳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嘴臊。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语言不美。她们在一起干活的时候,或是奶着孩子在树凉里休息的时候,不是谈论哪个男人拈花惹草,就是谈论哪个女人招蜂引蝶。更有甚者,竟然赤裸裸地褒贬自己丈夫身上的东西。她们的丈夫并不在意,她们的公公婆婆也不责怪她们。于淑兰的婆婆曾经笑呵呵地对我说过这么一段话:


“我年轻时,嘴更臊。这是我们村的风俗,老辈子的流传。如今,我老啦,淑兰成了我的接班人儿啦,哈哈哈哈……”


在梦庄,于淑兰是个引人注目的媳妇。从外表看,她和她的婆婆大不相同。她很年轻,很俊俏,也很文静。尤其是走路的时候,下巴微微仰起,眼睛望着天,给人一种高不可攀的感觉。平时,她不爱说话,可是只要一开口,就是一颗“炸弹”。


她头一次和我说话,就是一颗“炸弹”。


那是一天上午,我和一群女社员在村南的麦地里撒化肥,想方便方便,就向远处的坯垛那里跑去。于淑兰尖着嗓子,忽然叫了一声:


“站住!”


我站住了。


“干什么去?”


我没理她。


“尿泡,是不?”


哄的一声,她们笑了。


“到底是城里的学生呀,真文明。”别人都笑,她不笑,一边干活一边说,“这里又没姑娘,净媳妇,我们什么没有见过?尿个泡,也值当跑那么远?想尿,掏出来就尿呗!”


麦地里,叽叽嘎嘎笑成一片,她们似乎得到了一种满足。


一个玩笑,一扫那种高不可攀的感觉。休息时,我凑近她说:


“你说话真粗。”


“可不是,我们吃的饭粗,说话也粗。”


“你们这样儿,男人不生气?”


“梦庄的男人都比女人老实。”


又是一片叽叽嘎嘎的笑声。


开始,我对这些女人曾经产生过一些猜疑。言为心声,莫非她们的作风下流?后来一了解,不是,她们冰清玉洁,品行端正,一个个都是好媳妇。


也许,梦庄的日子太枯燥了,她们喜欢谈论那些男女之事,就像我拉二胡,也是一种消遣、一种娱乐?


我猜对了。一个下雨的晚上,我在屋里正拉二胡,听见窗外有一种奇怪的响声。那声音一阵比一阵的繁乱,一阵比一阵的稠密,像是雨点儿击打着各种不同的东西。我开门一看,只见院里站着八九个社员,有的打着雨伞,有的戴着草帽,有的头上顶了一个簸箕。他们伸长脖子,一动不动地注视着我的窗口。雨水淋湿的脸上凝结着各式各样的笑容……我被他们的精神感动了,忙说:


“进来吧,进来吧。”


“不啦,不啦。”


他们讪笑着,似乎有点不好意思,踩着泥水散去了。


于淑兰没有走,她像一个天真的姑娘,一蹦三跳地来到我的屋里。她用一种好奇的眼光,看着那把躺在炕上的二胡:


“这就叫胡胡儿?”


“叫胡琴。”


“我拿拿它,行吗?”


“行,拿吧。”


她小心地拿起那把二胡,在手里掂了掂,立刻又放下了,很怕“拿”坏似的。我看她十分稀罕这件东西,就说:


“你拿吧。”


“不拿了,你再拉一个吧?”


“你喜欢听什么?”


“‘天上布满星’吧?”


我又拉起来了。她侧身坐在炕沿上,眼睛盯着我的手指,听得十分认真。我拉完了,她好奇地看着我,就像刚才看二胡:


“你有这种手艺,怎么还到我们这个野地方来?”


“这不算什么手艺。”我说,“我们下来,锻炼来了。”


“多苦!”


“不苦。”


“多孤。”


“不孤。”


“你认了我吧?”


“认你什么?”


“干姐姐!”


我抬起头,望着她那一双亲切的眼睛,心里生起一种难以名状的感情。在异乡,在举目无亲的异乡,一个年轻的女人,愿意和我亲近,我感到很温暖,很幸福。她虽然只是想做我的干姐,而不是别的。


我说行。


“那你叫我一声。”


“干姐姐。”


“不行,去了‘干’字。”


“姐姐。”


“哎。——弟弟。”


我干笑着,没有答应。


“答应呀!”


“哎。”


她高兴极了,以姐姐的身份,对我做了许多嘱咐。她说,村里的日子苦,干活悠着劲儿,要好好保护手指头;又说,衣服脏了,不要自己洗,拿给她。她一遍又一遍地嘱咐我,好好钻研拉胡胡儿,钻研出来有前途……


从此,在梦庄,我有了一个亲人。


她不是我的干姐,是亲姐。


那年秋天,我得了重感冒,她一天不知来几趟。她像我的亲姐姐一样,服侍我吃饭、吃药、喝水。最使我难忘的是,每当乡亲们来看我的时候,她总是以亲属的身份表示感谢:


“唉,让你们结记他。”


一天晚上,她又来看我。她一见我,吃惊地叫了一声:


“哎呀,怎么脸肿啦?”


“牙疼。”我说。


“哪边的疼?”


“左边。”


“等着!”


她走了。不一会儿,拿来一颗“独头蒜”。她把蒜捣碎了,抹在我左边的脸蛋上。


“还疼吗?”


我疼得冒泪花儿。


“等着!”


她又走了。不一会儿,拿来几个花椒,让我咬住一个,咬紧。


“还疼吗?”


我疼得直哼哼。


“哎呀,别哼哼了,想想李玉和!”


我真的想了一下李玉和。


“怎么样?”


“不顶事。”


“那,我给你讲故事吧?”


我未加可否,继续哼哼着。


她坐在炕头上,给我讲起故事来。她没有什么好故事,不是哪个男人拈花惹草,就是哪个女人招蜂引蝶,有真事,也有演义。奇怪,听着她的故事,似乎减轻了一点病痛。


“好些吗?”


“好些。”


她高兴,滔滔不绝地讲起来。最后一个故事最精彩,很像一个谜语。她说,从前有个媳妇,结婚三年了,不生育。有一天,姑嫂对话:“嫂子,你两口儿不呀?”“不不呀。”“不不怎么不呀?”“不不还不哩,要不更不啦。”她让我猜,其中的每一个“不”字,代表什么意思?


我努力猜着,牙,一点也不疼了。


一连几天,她和她的故事,伴着我战胜了疾病。


我能做饭了。


也能下地干活了。


晚上,我的小土屋里,又响起了二胡声。


一天,我们在青纱帐里掰玉米,我悄悄地对她说:


“姐姐,我猜着了。”


“猜着什么了?”


“猜着那几个‘不’字了。”


她一怔,两眼直直地望着我,好像不认识我。望了一会儿,突然说:


“我白操了心了!”


她很生气,咔、咔地掰着玉米,向前走去。我赶上她说:“姐姐,你怎么了?”


“你,小小的年纪,城里的学生,怎么变得和我一样了?你光用这种心思,怎么钻研拉胡胡儿?”


“那天晚上,不是你让我猜的吗?”


“那天晚上,你不是牙疼吗?”


从此,她和我疏远了,再也不到我的小土屋来了。


我几次约她,她总说没工夫。


我很孤独,陪伴我的只有二胡。


真没想到,那年冬天,在全县的文艺汇演中,我的二胡独奏得到了领导的赏识,让我到文化馆当“合同工”去。在离开梦庄的前夕,干姐突然来了,我含着眼泪叫她:


“姐姐!”


“你几时走?”她问。


“明天。”我说。


她坐在炕沿上,我也坐在炕沿上。她侧着身望着我,我侧着身望着她。我们中间躺着那把很旧的二胡。沉默了很久,她噙着泪花儿笑了说:


“走吧,你到底拉出来了……”


为了保护我的手指头,她送给我一副驼色的毛线手套。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我再没有见到她。


十几年中,按照她的嘱咐,我一直坚持拉二胡。


我拉二胡没有别的幻想,好像只是为了她的嘱咐。


我学会了不少曲子,但是每当拿起二胡,我总要先拉一拉那首过了时的“天上布满星”……





定婚











定婚


——梦庄记事之四







这几年,每当我参加青年人们的婚礼的时候,每当我听到谁家弟兄之间、妯娌之间,为了一点物质利益而发生纠纷的时候,我不由就想起了十几年前,我在梦庄插队时,王树宅定婚的情景;不由就想起了树宅的弟弟树满和那个叫小芬的姑娘——另外一对恋人。


我得声明,我并不喜欢那个年代,更不留恋那个时代。然而也许正是因为这件事情发生在那个我所不喜欢的时代里,我才觉得那四个青年,就像是黑夜里的四颗小星,时时在我记忆中闪烁。


我记得,树宅是在那年秋天定婚的。乡亲们割着谷子,掰着玉米,高兴地传播着这个消息。我知道,大家高兴,不仅是为了树宅,也是为了树满。


树宅和树满是我在梦庄结识得最早的两个朋友。我们下乡时,就是树宅和另外一个车把式,赶着两辆大车,把我们从县城拉到梦庄的。他的个子黑粗傻大,满脸黑胡茬子,头上箍着一块油渍麻花的羊肚手巾。一上车,我们都叫他“大伯”。他立刻红了脸说:


“别这么叫,我今年二十七啦。”


我们那一车人,对他的年岁和模样发生了兴趣,都问:


“你真的二十七啦?”


“这还有假?”


“结婚了吗?”


“没。”


“有对象了吗?”


“也没。”他苦笑着摇摇头说,“我不行,我没吸引力。树满行,他是中学生,他有吸引力。”


“树满是谁?”我问。


“我弟弟。他行,他是中学生。”他说着,得意地甩了一个响鞭儿,两头骡子意气风发地奔跑起来。


显然,他很爱树满。


树满是他心中的骄傲。


到了梦庄,我很快就认识了树满,很快就和他混熟了。


树满比树宅小五六岁,只上过一年中学。不知是什么原因,他长得清清瘦瘦,并不漂亮,但姑娘们确实喜欢接近他。他呢,对姑娘们却一律地疏远,一律地冷漠。锄地时,他占哪一垄,姑娘们就去占挨近他的那几垄;姑娘们刚刚占好垄,他便离开了,去占别一垄。拉车时(那时队上牲口少,主要是靠人拉车),他把绳子拴在大车的左边,姑娘们也把绳子拴在大车的左边,姑娘们刚刚拴好绳子,他便解下自己的绳子,拴到大车的右边去。渐渐,姑娘们也和他疏远了,背地骂他是个“石头人儿”“木头人儿”。村里的赤脚医生偷偷对我说,树满这家伙,大概是个“二妮子”吧?


姑娘们和他疏远了,唯有小芬,对他一直很痴情。小芬那年二十一岁,高高的个儿,粉嫩的脸皮儿,一年能做三百多个劳动日。不少人给她提亲,她都回绝了,偏偏恋上了树满。树满常到我的小土屋里闲坐,小芬也常来串门儿。但是,哪次谈话也不投机。小芬说,房村明天演电影;树满则说,村西生了棉铃虫。小芬说,谁家小子结婚了;树满则说,谁家死人了。一天黑夜,我们正在一起闲谈,外面忽然下起雨来。树满要走,我给了他一把雨伞。小芬也说要走,树满便把雨伞朝她手里一塞:“给你给你给你给你!”飞快地跑走了。


小芬气得背过身,望着窗,抽抽搭搭地哭起来。


我对树满的做法十分不满。哄走小芬,我把他找回来,狠狠地挖苦他、数落他。我说,树满树满,你太冷酷了,你太薄情了,你生理上莫非真的有毛病?你莫非真的是个“二妮子”吗?“胡说!”他火了,红着脸解开裤带,要让我检验。我拦住他,进一步数落他。我说树满你太高傲了,小芬这个姑娘,多么好,哪一点儿配不上你?我又问,你到底爱不爱她?你要不爱,我就托人给她介绍对象了,你可不要后悔。


他低着头,不作答。过了好大一会儿,才说:


“你不了解我的家庭情况。”


我看见,他眼里闪着泪光。


“什么情况?”我问。


他说:


“我九岁上,父亲就死了,母亲把我拉扯大,全凭哥哥帮着。哥哥很不容易。现在,他二十七了,还没定婚,我怎么能走在他的前头?”


停了一下,又说:


“农村的风俗,你不懂。哥哥不定婚,弟弟要是先定了婚,哥哥的事就更难办了。爱,我还不能。”


“可是,你也是二十多岁的人了啊!”我说。


“不慌,我不慌。”他说。


我望着他那清瘦的、平静的面孔,心里一颤,差点儿掉下泪来。我不知道他的想法和做法,是一种先人后己的美德,还是一种守旧的、愚昧的苦行?


树宅要定婚了,我和乡亲们一样地高兴。我高兴,不仅是为了树宅,也是为了树满。


一天黑夜,我坐在我的小土屋里,拿起二胡,拉起一支喜庆的曲子。我正拉着,树满来了,对我说:


“我哥要定婚了。”


“晓得。”我问,“哪村的姑娘?”


“房村的。”他从口袋里掏出一片纸,展开,放在我的小桌上,“请你做个中证人吧。”


那片纸上写着这样几行文字:



王树宅家有房屋三间,院内院外共有大小树木一十三棵,王树宅结婚后,家中房屋及树木均归王树宅一人所有。空口无凭,立字为证。


立字人


中证人路继申



我看懂了,这是一个字据。


路继申,是树宅和树满的舅父。


这个字据,剥夺了树满的一个很重要的权利!


我把桌子一拍,大声说:


“我不做,我不做!”


“做吧。”树满对我笑了一下,依然很平静,“没有这个字据,人家就不定婚,那就苦了我哥。”


“可是,你哩?”我担心地望着他说,“你今后的日子怎么过?”


“我不要紧。”他又笑一下说,“我年轻,有力气,革命胜利了(指“文化大革命”),我还不能为自己盖两间房子吗?”


我被他的真诚感动了,被他的平静征服了。我拿起笔,忽然想到一个常识问题:中证人一般需要两个人做,另一个请谁做呢?


“我做。”我话音刚落,门一响,小芬进来了。她的眼圈微微发红,脸上却挂满着笑。


我一见她,心里十分难过。我指着那片纸说:


“小芬,你晓得这是什么?”


“晓得。”她仰着脸儿,淡淡一笑说,“三间房,几棵树。写吧,中证人,你,我。——树满,我能做吗?”


树满怔了一下,望着我说:


“她不能做。”


“我怎么不能做?”小芬也望着我。


“能做,能做。”我高兴地说,“你做最有力量了。”


“什么话!”他们把脸儿一沉,一齐望着我:


“我怎么有力量?”


“她怎么有力量?”


他们照我背上打了一拳,同时骂了我一声“坏家伙”。


我呵呵地笑着,在“中证人”的后面,签上了我和小芬的名字。——她在前,我在后。


签好名,我们三个反常地快活。


树满举起那个字据,发表宣言似的说:


“今天,我成了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了!”


“那得庆贺庆贺!”小芬说。


“怎么庆贺?”树满说。


“我们唱个歌儿吧?”我说。


“行,唱个歌儿吧!”树满、小芬一齐说。


我们拍着手,欢笑着,唱了一支当时很流行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歌儿。



九月里,树宅定婚了,很顺利。


树满和小芬的行动,感动了大队干部。那年征兵时,大队干部让树满当了兵。——那时不像现时,当兵是很难很难的事。


树满和小芬的行动,也感动了他们的兄嫂。据说,嫂嫂坐月子时,把小芬叫去了,让小芬替她做双鞋。小芬拿着鞋样儿回到家里,在灯下一看,感动得泪如雨下。


原来,那鞋样儿,是用那“字据”铰的。





离婚











离婚


——梦庄记事之五






我在梦庄待了十年,只见过结婚的,没见过离婚的。梦庄的老人们自豪地对我说:


“离婚?自从盘古开天地,梦庄没有这个例!”


这不是大话,是真的。


梦庄的男人们没有闹离婚的。媳妇不好,打、骂、拧、掐,都可以,但是决不离婚。即使媳妇做了那伤风败俗的事,也不离婚。“离婚?那是我花钱娶的!”他们说。


梦庄的女人们也没有闹离婚的。她们受了丈夫的气,不用人劝,自己就能劝导自己:“唉,他还年轻哩,老了就好了。”她们受了婆婆的气,也不用人劝,自己也能劝导自己:“唉,婆婆能跟几天哩,婆婆死了就好了。”她们能忍,也能熬。


可是,就在我离开梦庄的前一年,梦庄却发生了一个离婚案件,那便是路老白夫妇。——这是我所没有想到的事。


路老白那年二十八岁,农历五月结的婚。新媳妇叫乔姐,和他同岁,小何庄的老闺女。虽是老闺女,人样儿并不老,白生生、笑盈盈,干活很麻利。老白做梦也没想到,他能娶这么一个媳妇。结婚前,他下了半月的工夫,天天蹲在村口上,看那些十八九岁姑娘们的打扮装束。十八九岁的姑娘们穿什么衣服,就给乔姐买什么衣服;十八九岁的姑娘们穿什么鞋袜,就给乔姐买什么鞋袜。结婚后,更是知冷知热,傻亲傻亲。夫妻同桌吃饭,总是蒸两样儿干粮:一样儿山药面的,一样儿玉米面的。乔姐爱吃豆腐,老白就用麦子换了一些黄豆,卖豆腐的梆子一响,他就挖上一碗黄豆,赶紧去换豆腐。吃饭时,你从他家门口路过,常常听到这样的对话:


“你吃吧,你吃吧,你吃吧!”


“你吃吧,你吃吧,你吃吧!”


夫妻相亲相爱,但也潜伏着矛盾。据传,结婚的五天头上,他们的矛盾就显露出来了。


那天早晨,乔姐洗过脸,梳好头,对老白说:


“喂,咱们进趟城吧?”


“进城干什么?”


老白一愣。他长这么大,从没进过城,也没想到要进城。乔姐说:


“照个相去。”


“不照不照。”老白急说,“照相吸血,伤身体。”


“没有的事。”乔姐换了一身新衣裳,兴致很高,“照相怎么会吸血呢?不吸血,不伤身体。”


“照去?”


“照去。”


“怎么照?”


“肩膀儿挨着肩膀儿照。”


“唉——”老白摇摇头,咧着嘴笑了,“天天挨着睡觉哩,照什么相?算了。”


相没照成,乔姐很不高兴。经人指点,老白知道自己错了,便天天给她换豆腐吃。


到了六月,矛盾有了发展。一天中午,乔姐收工回去,对老白说:


“喂,大队买了电视啦。”


“什么叫电视?”老白问。


“一个小匣子,北京唱戏能看见。”


“那叫千里眼。”


“不,叫电视。”


“叫千里眼。”


“叫电视,不信你去打听打听。”


老白一打听,果然叫电视。


村里有了电视,乔姐在家待不住了,每天晚上去看。开始,老白和她做伴儿看。可是看不多久,老白就打哈欠、流眼泪,不看了。


老白不看了,她自己看。可是看不多久,老白便来找她,找不到,便叫:“乔——姐——回家睡觉!”惹得满院子人哄哄地笑。


乔姐扎着头,只好跟他回去。


一次两次,三次五次,乔姐顺从了他。到后来,乔姐开始反抗了,他一叫,她便说:“不回去!讨厌!”满院子人又是一阵哄笑。


乔姐不回去,老白也不回去。他站在大队门口,过一会儿叫一声,过一会儿叫一声,叫魂儿似的:


“乔——姐——回家睡觉!”


“乔——姐——回家睡觉!”


老白的做法,乡亲们实在看不下去了。让我去劝劝他。一天黑夜,我来到他的家里,他正蹲在猪圈沿上生闷气。


“老白哥,大嫂哩?”我问。


“那不是。”他朝房上一指。


我抬头一看,房上坐着几个妇女,一边乘凉,一边谈笑。


“天天这样,天天这样!”老白黑着脸说,“不看电视,就闲扯。什么沙奶奶、李奶奶,什么西哈努克来了,西哈努克走了。你说,放着觉不睡,扯这些干什么?”


我说,这不能生气。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都有自己的兴趣。


他说,她有她的兴趣,我有我的兴趣!


我说,你得学会做丈夫,学会爱。


他说,爱不爱,你问她。结婚不到两个月,我叫她吃了多少豆腐?


他越说越气,仰起头粗声问:


“乔姐,你下来不下来?”


“不下去,凉快哩。”乔姐在房上说。


几个妇女见势不好,都劝乔姐:


“睡觉吧,明儿再歇。”


“我不想睡觉。”乔姐故意地说,“我歇到明儿早起了。”


老白急了,顺手拿了一个镢头,要上房。我问他干什么,他说:


“我刨房顶子呀!”


我赶忙拦住他,劝了几句,走了。


到了七月,他们的矛盾终于尖锐化了,明朗化了。


上旬,乔姐住了几天娘家,回来一看,老白摔了七八个饭碗!


中旬,乔姐的妹妹结婚,她又住了几天娘家。回来一看,老白砸了一口铁锅!


下旬,开始吵架了。吵架常常是在夜里,谁也不知为什么。一天黑夜,几个小子(也有我)潜伏到他的院里去偷听。等到半夜,终于吵起来了。他们吵得很急,但是嗓音很低,吵什么,听不清。一会儿,屋里灯亮了,窗纸上映出一个惊心动魄的特写镜头:老白左右开弓,呱唧、呱唧、呱唧,自己打着自己耳光,急怪怪地嚷叫着:


“娶媳妇为嘛?”


“娶媳妇为嘛?”


“娶媳妇为嘛?”


乔姐也嚷起来,嗓音也很尖锐:


“寻男人为嘛?”


“寻男人为嘛?”


“寻男人为嘛?”


他们到底为什么吵架,一直没有听清楚。


早晨,他们打起来了。


他们打得很凶,抓脸,揪头发。


乡亲们听说了,都来劝解,但是谁也劝不下。


他们就像疯了一样,跳着脚,拍着胯,一人咬住一句话:


“娶媳妇为嘛?”


“寻男人为嘛?”


“娶媳妇为嘛?”


“寻男人为嘛?”


正吵得凶,支书来了:


“老白,你少说一句!”


支书不仅是支书,辈儿也大,他们该叫“爷爷”。


老白不吵了。


乔姐也不吵了。


支书撅着八字胡,一人看了他们一眼,十分严肃地说:


“不像话,太不像话!全国人民都在抓革命促生产,你们打架!老白,你说吧,你们还过不过?要不过了,离婚,我给你们办手续!”


一听离婚,老白软了:


“我,我没说离婚。”


“你不离,我离!”乔姐脸色苍白,大声说。


支书一惊,似乎也软了:


“你离?”


“我离!”


“老白叫你吃得玍古?”


“不玍古。”


“老白叫你穿得玍古?”


“不玍古。”


“这不得啦。”支书说,“吃得穿得不玍古,离什么婚呀?”


乔姐正想说什么,支书叫:


“老白!”


“听着哩。”


“你也不是好东西!”


“我是不是好东西。”


“往后还打媳妇不?”


“不打啦。”


“一会儿对着毛主席像,表个决心。”


“行,表个决心。”


梆、梆、梆,听见街上梆子响,支书赶紧结束了自己的讲话:


“得啦得啦,做饭吧。老白,换豆腐去。”


那天,老白换了很多豆腐。


乔姐没有吃饭,找到大队要离婚。


大队征求老白的意见,老白坚决不离婚。


于是大队给他们办了个学习班,让他们“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乔姐不找大队了,直接找到公社里。公社秘书了解一点他们的情况,竟然也是那几句话:


“老白叫你吃得玍古?”


“不玍古。”


“老白叫你穿得玍古?”


“不玍古。”


“吃得穿得不玍古,离什么婚呀?”


“跟着他不自由。”


“怎么不自由?”


“看个电视也不叫。”


“那是对你有感情。”


“晚上歇凉儿也不叫。”


“那也是对你有感情。”


“我住了几天娘家,他就砸锅、摔碗。”


秘书忍不住,哈哈笑了:


“那更是对你有感情啦。”


“有感情,你跟他过去吧!”


乔姐走了。


乔姐谁也不找了。


乔姐夹了个小包袱,一去不回头。


乔姐的行动,引起了梦庄老人们的反感。他们拄着拐棍儿,站在街上骂了好几天:刁妇,野种,看你到哪儿吃豆腐去!


乔姐的行动,在梦庄的妇女中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据说,到今天,她们在和丈夫吵嘴的时候,还常常使用乔姐那句话:


“寻男人为嘛?”


“寻男人为嘛?”


“寻男人为嘛?”


男人们听了,都有点儿害怕。





梁小青











梁小青


——梦庄记事之六




最近,文化馆要举办一次声乐训练班,为工厂、企业培训一批业余歌手,开班的前一天,馆长来请示我:农村青年要不要?我说不要,因为下半年,我们还要举办训练班,专门培训农村的文艺人才。馆长听了,作难地笑了笑,告诉我:今天来了一个农村姑娘,非要参加这次训练班不可。她说,她爱好文艺,唱歌、跳舞、演戏,她什么都爱;又说,她是“万元户”,只要收下她,她可以拿学费。要是不收,她就不走,行李都带来了。馆长问我怎么办?


“她有多大年岁?”我问。


“二十一二岁。”馆长说。


“哪村的?”


“梦庄的。”


一听是梦庄的,我的耳边立刻响起一个遥远的歌声。我说:


“明天让她参加试唱吧,听听再说。”


馆长答应了。这一天,无论做什么事,我的耳边总是响着那个遥远的歌声……


那一年的冬天,冷得怪,一场大雪封了路,半月没有消开。我们几个插队青年没有事做,每天聚在我的小土屋里打扑克牌。一天下午,我们正打牌,一个同伴忽然说:


“听,有人唱歌!”


仔细一听,果然有人唱歌。那歌声很轻,很嫩,一会儿飘到窗前,一会儿绕到屋后,仿佛是故意让我们听的。


我们住了手,所有的眼睛一齐望着窗口,认真地听。


真的,自从到了梦庄,我们从未听到这样的歌声。在我们的印象里,梦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静悄悄、静悄悄。静悄悄的田野、树木,静悄悄的街道、房屋,静悄悄的太阳、月亮。早晨,一两声长长的牛叫,晚上,几个卖豆腐的梆子声,是这里唯一的音乐。在这样的雪天,我们听着那轻柔的、飘忽不定的歌声,就像是在无边的沙漠里,忽然发现了一片绿阴,一股清泉……


那歌声停止了。我开门一看,只见门前的槐树那里,站着一个小姑娘。那姑娘不过七八岁,穿一件大红袄,在雪地里显得十分耀眼。她看见我,朝树后一躲,歪着头冲我笑。我向她招了招手,把她叫到屋里问:


“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梁小青。”她认生地望着我们说。


“这样冷天,跑出来干什么?”


“想和你们玩,又不敢。”


我们都笑了,她也笑了。我又问:


“你想怎么玩?”


“你们城里人,一定会唱歌吧?”


“想跟我们学唱歌?”


“行吗?”


“行呀,你得先唱一个。”


“唱一个就唱一个。”她歪着头想了一下,说,“唱个《绣手绢》吧?”


“行。”我们说。


她唱起来了。唱的是民歌曲调:



一条手绢绣得新,


上绣着日月并三春。


哎咳哎咳哟,


上绣着日月并三春……



她唱完了,我们一齐拍着手说:


“小青,你的嗓子真甜呀!”


“我们村的姑娘嗓子都甜——我们村的水甜!”


说完,她又唱了几支歌:《正对花》、《反对花》、《十把小扇》、《二十四糊涂》……全是些古老而又新鲜的民歌。我望着她那红润的灵巧的小嘴儿,惊奇地问:


“小青,这些歌是谁教你的?”


“我爹。”


“你爹也会唱歌?”


“会呀,我爹蹬过高跷,蹬高跷的都会唱歌。”


“现在他还唱歌吗?”


“唱呀,偷偷地唱,他还编了新歌哩。”


“你唱唱,我们听听。”


她又唱起来了,仍然是民歌曲调:



说了一个穷,


道了一个穷,


老汉辈辈都受穷。


走得慢了穷赶上,


走得快了赶上穷;


不紧不慢朝前走,


一脚迈到了穷人坑。


穷人坑里有个穷人庙,


穷人庙里有个穷神灵。


穷得香炉两条腿,


穷得神桌上净窟窿,


穷得小鬼咧着嘴儿,


穷得判官瞪着眼睛。


判官小鬼没事干,


养了一窝穷马蜂。


穷马蜂,飞西东,


蜇着谁了谁受穷。


咿儿呀儿哟……



她唱完了,同伴们一齐大笑起来。我忍着笑说:


“以后不要唱这个歌了,你应该唱些革命歌曲。”


“你教我吧?”


“行。”我说。


从此,她经常来找我玩儿,我教了她许多革命歌曲。于是,上学下学的路上,每天飘起了她的歌声;冬天拾柴火,夏天采木耳,沙滩上的树林里也飘起了她的歌声。


她高兴地唱着,后来又爱上了戏曲——那是因为大队买了电视机。几出京剧,不知看过多少遍了,还是看。一天晚上,正播《红灯记》,突然停了电,急得她跳着脚喊:


“点着蜡演!点着蜡演!”


那天晚上一直没有来电。回家的路上,她走得很慢,一句话也不说。走着走着,她忽然站住脚,抬头望着我说:


“叔叔,你看我能演铁梅吗?”


“你不能。”我不客气地说。


“铁梅住在哪里呢?”


“住在北京。”


“她拾柴火吗?”


“不拾。”


“她吃高粱饼子吗?”


“不吃。”


“她的嗓子那么好听,她净吃什么呀?”


“净吃细粮。”


“等着吧!”她说,“等我不拾柴火了,等我不吃高粱饼子了,我也能演铁梅!”


朦眬的月色里,她的眼睛很明亮,她的表情很奇特。


她幻想着,追求着。


我牢牢地记住了她的眼睛,记住了她的表情。一天,我仿佛被一种力量驱使着,找到大队支书,建议成立一个俱乐部。那天支书刚喝了酒,正逢高兴,立刻表示态度说:


“行,成立一个就成立一个!”


于是,大队组织基干民兵,拆了村东口上一座庙宇;盖了三间房屋,成立了俱乐部。小青听说了,喜悦非常,积极地参加了俱乐部的活动。


在俱乐部里,她没有演上铁梅,却学会了另外一种文艺节目:枪口对准某某某,杀!枪口对准某某某,杀、杀、杀!


她吃着高粱饼子,背着柴筐,在一片杀声中长大了。


真没想到,现在,她还没有放弃童年的幻想,还在执着地追求。


第二天上午,我在文化馆的小礼堂里见到了她,她长高了,胖了,穿一件华美的淡粉色的连衣裙。那裙子很薄,很轻,一着风吹,浑身就起了波纹,像是能把她吹走似的。我不懂衣料,一个姑娘告诉我,那叫什么“柔姿纱”。


小青穿上了“柔姿纱”,显得更俊俏,更可爱了。她不叫我“局长”,仍然叫我“叔叔”。我问她,村里的俱乐部还有没有活动?她说没有了。我又问,俱乐部的房屋呢?她说被她二伯租了去,开了一个小酒馆。我又问她今天准备演唱什么歌曲,她很自信地说:


“《绣手绢》,行吗?”


我怔了一下,不由得又想起那遥远的民歌,那遥远的雪地。我又问:


“别的呢?”


“《社员都是向阳花》。”


“别的呢,别的呢?”


她还没有回答,馆长宣布试唱开始了。


一个叮咚叮咚的声音,拖着长长的尾巴,在小礼堂里响起来,那声音颤悠悠的,仿佛来自深山幽谷,湖面井底,很是动听。小青坐在我的身后,悄悄地问:


“叔叔,这是什么东西呀?”


“电子琴。”我说。


紧接着,架子鼓、电贝司、电吉他,一齐响起来了,轰隆隆、叮当当、呜喇喇,音势浩大,震耳欲聋。在电声乐的伴奏里,歌手们演唱着自己最得意的歌曲。他们的唱法十分新奇,像呐喊,像惊叫,像私语,像叹气,各自不同,各尽其妙。至于他们唱了一些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清,心里只想着那遥远的民歌,那遥远的雪地……


歌手们一边歌唱着,一边表演着:有的如醉如狂,不能自已;有的若无其事,像是散步。平时,我对这种新奇的表演并没有什么偏见,但此刻,我却紧紧地闭了眼睛。我不想看他们那夸张的动作,更不想看他们那得意的表情——因为在我身后,坐着一个对艺术充满幻想而又十分自信的农村姑娘。


他们唱完了,馆长叫到“梁小青”的名字,但是没有答应。


馆长叫了三四声,仍然没有答应。


她走了。她悄悄地走了。


这是我所料到了的,也是我所没有料到的。


其实,她不该走。她的歌子虽然陈旧,但是比较起来,歌手们的音色、音准、乐感,哪一个也不如她。



她走了,我一直想念着她。


农历七月十五,梦庄庙会,我和工商局的一位同志来到梦庄,我想借检查文化市场的机,顺便去看看她。


梦庄的大街热闹极了。街道两旁,排满了做生意的车、摊、棚、帐;卖小吃的吆喝声,变戏法的聒噪声,耍猴儿的锣鼓声,响成一片。村东口上更是热闹,村民们用了几块土坯,在当年拆除的庙宇那里搭了一个简易小庙,庙前香客不绝,香烟缭绕。十几个老太太和中年妇女,哗哗地打着扇鼓,正在“跳神儿”。我挤上前一看,只见这支队伍里,竟有梁小青!她仍然穿着那件华美的淡粉色的连衣裙,哼哼地唱着,翩翩地舞着,像一只飞来飞去的大蝴蝶。我生气地叫一声:


“小青!”


“叔叔!”她看见我,立刻向我跑过来,满面笑容地说:“叔叔,你看我跳得怎么样啊?欢迎指导!”


“你,年纪轻轻,怎么也搞迷信活动?”


“这不是迷信活动,这是舞蹈。”


“胡说,这叫什么舞蹈?”


“这叫乡下迪斯科呀!”


说完,她又跑回去,尽情地唱起来、跳起来了。


我呆呆地站着,眼睛有些模糊,满耳一片哗哗的扇鼓声。我听不清她唱什么,看不清她的表情,眼前只有一个华美的淡粉色的连衣裙飞舞飘动着——那确实是叫“柔姿纱”。





黑板报











黑板报


——梦庄记事之七





梦庄的文化生活贫乏,村里的黑板报却办得很好——过去好,现在也好。


这得归功于西街的黄炳文。


黄炳文是梦庄唯一的高中毕业生。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热情,以后的印象还是热情。他的个子很高大,有一双明亮的、永不疲倦的眼睛;他和你谈话时,总是和你站得很近很近,大分头一颤一颤的,不住地打着手势,像是随时准备拥抱你似的。


据说,炳文回乡后,曾向党支部、团支部写过几次报告,要求村里给他安排一个工作,“为改变家乡面貌发一点光放一点热”。至于他想干什么,自己也不知道。


他的热情感动了大队干部,准备给他安排一个工作。可是,让他干什么呢?当队长,不行;当会计,也不行。当一个农业技术员或是民办教师吧?大队贫协主席站出来说:


“贫下中农还用不清,干吗要用个上中农?”


于是,团支部和他谈话,勉励他“种田也是干革命”。


后来,“创四好”的时候,上级号召村村办黑板报,占领思想文化阵地。炳文立刻找到团支部,请求承担这项工作。团支部接受了他的请求,便向党支部汇报;党支部同意了团支部的意见,便向公社书记请示。公社书记听了,不耐烦地说:


“这点事,也找我?”


“黄炳文是个上中农。”大队支书说。


“上中农怕什么?莫非他敢往黑板报上写反动标语?让他写!”公社书记说。


于是,村里抹了六块儿黑板报,成立了黑板报小组(其中也有我),炳文为“临时负责人”。


从此,他把自己的热情完全倾注到黑板报上了,其余事情,一概不想。那年他已二十六岁,媒人给他提过几门亲事,都吹了,他的爹娘十分着急。他却满不在乎地扬着大分头说: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事业故,二者皆可抛。”


他的“事业”就是办好那六块儿黑板报。他很会设计,一块儿写国际新闻,两块儿写国内大事,三块儿写本村好人好事和农业知识。他忙极了,累极了。晚上,翻报纸、找材料、编稿件;中午,戴一顶草帽,在太阳底下写黑板报,流一身汗,弄一脸粉笔末子。起晌了,赶紧洗一把脸,喝一瓢凉水,又去下地劳动。


有一天,我望着他脸上的粉笔末子,说:


“炳文,我们这么干,大队是不是该给我们增加几个工分?”


他看了看我,没有言声。


晚上,他以“临时负责人”的身份召开了黑板报小组全体人员会议(共三人),严肃地批判了“工分挂帅”。


通过批判“工分挂帅”,我们的思想更一致了,干劲更大了,一天,炳文站在黑板报前,忽然问我:


“你看,我们的黑板报办得怎么样呀?”


“不错呀。”我说。


“不行。”他摇摇头说,“我们应该办得五颜六色,图文并茂。”


“那好办。”另一伙伴儿说,“从大队支点钱,买一些彩色粉笔吧?”


“不,”炳文说,“我们不能伸手向上,我们要自力更生!”


他提议,参加一天义务劳动,到村北的树林里采槐荚儿去。我们两个一齐响应。


那天刮着风,我们带着干粮来到村北的树林里。炳文会爬树,爬得很快,转眼便坐在蓝天上一个树杈里了。风一刮,树枝乱晃,很危险。他毫不畏惧地坐在树杈里,一边采着槐荚儿,一边哼着歌曲,两只脚丫悠荡着,很快乐很自在。我被他的形象鼓舞着,努力向上爬了一截,不由地问:


“炳文,我们这么干。到底为了什么呀?”


“说不清。”他说,“小时候,我最爱听‘屋顶广播’——你晓得什么是‘屋顶广播’吗?”


“不晓得。”我说。


“我告诉你。”他望着蓝天,像是背诵一首抒情诗,对我说,“那时候,村里没有高音喇叭,国家的政策法令下来了,就靠‘屋顶广播’。黑夜里,十几个青年人,分散在一个一个屋顶上,放声地喊。领头的端一盏油灯,拿一个文件,他喊一声什么,别人也喊一声什么,一声一声地传下去。那喊声很大,很野,但是很神圣,像是能把整个村子抬起来似的!我的阶级烙印儿虽然不好,可一想起他们那喊声,身上就热乎乎的,自己就想找一点事做。你说,他们那是为了什么?”


说完,他放开嗓子,学起那“屋顶广播”:


“老乡们——”


“注意了——”


他高声喊着,另一伙伴儿在林子深处的一棵树上呼应着。听着他们的喊声,我身上也热乎乎的。知道了什么是“屋顶广播”。


那天我们干得很愉快,采了很多槐荚儿。


晚上,在月亮地儿里,我们打出了槐籽儿。


卖了槐籽儿,买了很多彩色粉笔。


有了彩色粉笔,我们的黑板报办得更醒目、更活跃了,识字的看,不识字的也看。


那年冬天,我们的工作引起了县里的重视,县里让我们写了一个材料,印成简报,作为经验推广了。


大队干部看了简报,很高兴,梦庄从未有过这样的荣耀。


炳文不再是“临时负责人”了,团支部任命他为黑板报小组的组长。


他当了小组长,同时得到一个意外的收获。正月里,媒人到邻村给他说亲时,气粗了许多:


“别看人家成分高,在村里可是有差事!”


“什么差事?”姑娘的父亲问。


“当着小组长,管着十来块儿黑板报哩。”为了成全他的婚姻,媒人虚报了好几块儿。


“这么说,他在村里不臭?”


“不臭,不臭,臭了能当小组长吗?”


这门亲事成功了。


这件事一下子轰动了全村。那些由于各种原因对于自己的婚姻大事丧失了信心的青年人,受到了很大的鼓舞,看见了光明的前途,纷纷要求参加黑板报小组。炳文因势利导,培养了不少能写会画的人才。


梦庄的黑板报办下去了,一直坚持到今天。


今年春天,梦庄开展黑板报活动的情况,不知怎么传到了上级宣传部门。上级宣传部门来了一位领导,一定要去那里看看。


一天上午,我和领导坐着轿车来到梦庄。一进村,便看见黑板报了。我们下了车,一边走一边看,每一块儿黑板报都有一个醒目的栏目:“致富门路”、“市场信息”、“精神文明窗口”、“计划生育问答”、“本周电视节目预告”……领导看了,不住地赞叹:


“好,好,好。”


在村民委员会的办公室里,黄炳文和一个穿扮入时的女青年接待了我们。女青年叫小芝,在我记忆里,是个爱流鼻涕的姑娘,现在是村里的团支部书记;黄炳文已经不是“小组长”,而是党支部的宣传委员了。十几年不见,他一点也不显老,谈起话来,依然兴致勃勃的,只是没有了那么多的手势。我向他说明了领导的来意,他稍微想了一想,便向我们谈起开展黑板报活动的情况来了。


“要办好黑板报,首先得解决认识问题。”他说,实行“大包干”后,黑板报活动曾经停顿了一个时期。有人说,黑板报办得再好,梦庄也富不了,不办了。针对这种思想,他们召开了支部会,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他们认为这种思想是很错误的。黑板报都不办了,“两个文明一齐抓”怎么体现呢?认识统一了,狠抓了组织落实,重新成立了黑板报小组。


接着,小芝谈起组织落实的情况。这个爱流鼻涕的姑娘,很会讲话,讲得很具体、很生动,嗓门儿也很好听。领导眯着眼睛听着,不住地点头说:


“好好好……”


“光有正确的认识还不行,还得有正确的方法,切实的措施。”炳文接着说,“活动一开始,就遇到了阻力,阻力主要来自青年们的家长。他们说,现在不比过去了,家里活还做不完,写那个干什么,时间就是金钱啊。有的青年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不干了。怎么办?批判‘向钱看’?不行,这个办法太简单了,也没有说服力。现在,治保会给人劝架,还收费嘛。有人提出实行‘三定’的办法:定人员、定任务、定报酬——写三个字给一分钱。这个办法也不行。黑板报写完了,难道还要派人查一查字数吗?再说,三个字一分钱,九个字三分钱,那么,十个字呢?九十一个字呢?账没法算。”


我听着这笔账,感到很新鲜,新鲜得令人震惊,忙问:


“你们到底采取了什么办法?”


“大包干,唯一的办法是实行大包干。”炳文说,“两个人为一组,每一组包一块儿黑板报,每人每月补贴八块钱。这样一来,家长满意了,青年们也有了积极性,全村的黑板报基本上做到了定期更换,每周一期,紧跟形势,常办常新。”


我正想说什么,领导又点点头说:


“好好好好……”


“可是,最近又出现了新问题。”小芝看看炳文,看着我们说。


“什么问题?”炳文问。


“过去,一盒火柴多少钱?”


“二分钱。”


“现在呢?”


“三分钱。”


“最近大家都在议论这个问题。”小芝说,“火柴都提价了,我们呢?”


“你们打算怎么办?”我问。


“按照火柴提价的比例,每月补贴应由原来的八块钱提到十二块钱。”小芝说。


“不行不行。”炳文庄严地说,“青年人总该参加一点社会活动,总该做一点社会工作,我们不能把他们的视线完全引到金钱上去,提价的意见可以考虑,但不能按照火柴提价的比例。火柴是物质文明,黑板报是精神文明……”


最后,他又谈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没听清。只见他站起身,打了几个手势,像是表示决心的样子。领导握住他的手,连连点头说:


“好好好好好好好……”


回到县里,领导很高兴,让我抓紧写个材料,总结一下他们的经验,尽快地报上去。


晚上,我坐在灯下,一个字也写不出。我心里很乱。十几年中,我仿佛认识了两个黄炳文。两个黄炳文都蒙着一块儿面纱,哪一个是他的真面目呢?似乎都是,似乎都不是。


为了整理一下思路,我先写了一个提纲。写完一看,那提纲颠三倒四,不成条理:


为改变家乡面貌发一点光放一点热。


三个字一分钱。


批判“工分挂帅”。


大包干。


老乡们注意了。


提价。


好好好好好好好………






俊姑娘











俊姑娘


——梦庄记事之八






梦庄人不欺生,在那吃穿紧缺、自顾不暇的年月,对我们下乡“知青”无处不好。但是不知什么原因,唯有对我们的玲玲另眼相待。现在回忆起来,还有些不愉快。


玲玲那年虚岁十九,人们都说她是个俊姑娘。究竟怎么俊,我也说不出,也许真的不丑。那年秋天,我们一进村,她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村里的姑娘媳妇们,纷纷走近她,拉她的手,摸她的辫梢,看她胸前的“光荣花”;村里的小伙子们,抢着给她扛行李,拿东西。住下了,不仅姑娘、媳妇、小伙子们喜欢她,就连那些不懂事的娃娃们也喜欢她。谁家的娃娃淘气,哭了,大人哄不下,便去找她。她一哄,便不哭了,叫吃就吃,叫喝就喝,叫尿就尿,然后朝她怀里一偎,“姐姐、姐姐”地叫个不停。


于是,玲玲的名字,在村里传开了:城里来了个俊姑娘,身上的俊气,能治淘气。


还有一件事,更奇。梦庄有个疯子,整天在街上乱嚷乱跳,马车过来也不躲,汽车过来也不躲。可是,玲玲过来了,那疯子就像中了“定身法”,啪地一个立正,给她敬礼,像是士兵接受首长的检阅。


于是,玲玲的名字,在外村也传开了:梦庄有个俊姑娘,身上的俊气,能降疯魔。


我记得,村里的老人们,常常这么夸她:


“玲玲这姑娘,就是不一般。她不光脸蛋儿俊,眉眼儿俊,手指甲尖儿上都透着一股俊气。她从街上一走,朝街上一站,就像是大年三十那天,家家挂起了红灯笼,贴上了红对子,满街里都显得新鲜、瑞气!”


我们有玲玲,感到很骄傲。


可是,过了不久,她便得了一个外号:“小白鞋”——平时,她总爱穿一双白力士鞋。


听到这个外号,她哭了一次。


又过了不久,她又得了一个外号:“水蛇腰”——她走路时,腰身总是微微地扭动着。


听到这个外号,她又哭了一次。


后来,“小白鞋”“水蛇腰”叫俗了,人们又叫她“多米索”——休息时,她不“恋群”,总爱拿个歌片儿,哼着学识谱。


三个外号,损坏了她的形象,确定了人们对她的认识。春天队里评工时,那些年龄和她相仿的姑娘们,有的评了八分,有的评了七分,她呢,六分半!


她又哭了,哭得很悲痛。我知道,她并不计较那半个工分,而是有一种羞辱感。我劝了她几句,决定去找队长反映意见。


找到队长,我说:


“队长,玲玲的工分,是不是评得太低了?”


“不低!”队长说,“评工是凭劳动,不是凭模样儿。”


“玲玲劳动也不错呀。”我说,玲玲下乡以来,很少回城,有“扎根”思想:又说,玲玲干活不怕脏、不怕累,从不偷懒;我又列举了一些事实,说明玲玲“爱国家,爱集体”。队长认真地听着,不住地点头,末了却是这么一个结论:


“你谈的这些都是事实,不过,评工不是凭模样儿。”


于是,在姑娘们当中,玲玲又多了一个外号:“六分半”。


玲玲到底是个孩子,事情过去,也就忘了,该干什么干什么。我们上工,她也上工;我们休息,她也休息。我们写了入团申请书,她也写了入团申请书。但是我们被批了,唯独没有她!


得到这个消息,我立刻去找团支书打听落实。


那天晚上下着大雨,团支书家院里积着很深的水。我蹚着水走到屋里,团支书正和几个姑娘在炕上打扑克牌。我明知故问地说:


“团支书,我们的入团申请批下来了没有?”


“批下来了,有你!”她对我笑了笑,继续打牌。


“玲玲呢?”我又问。


她脸色一沉,不吭声了。出过几张牌,才说:


“入团是凭表现,不是凭模样儿。”


我一惊,她的回答竟和队长的结论完全相同。我问:


“玲玲表现怎么了?”


“她净写信!”一个黄头发姑娘说,“上月,我给她统计了一下,她一共寄了四封信!一个姑娘家,给谁写信呀?她是下乡锻炼来啦,她是下乡写信来啦?”


“她不光爱写信,还爱打电话!”一个胖胖的、脸上有雀斑的姑娘说,“最近,她往大队办公室跑了三趟,打了三个电话!一个姑娘家,给谁打电话呀?她是下乡锻炼来啦,她是下乡打电话来啦?”


“不光这些,她还有更严重的问题!”一个长得很白净的姑娘说。


“什么问题?”我问。


“你等着!”白净姑娘跳下炕,冒着雨走了。不一会儿,拿来一件东西,猛地放到桌上:


“你看,劳动人民谁吃这个?”


我一看,是一个水果罐头瓶子,空的。白净姑娘说,这个罐头瓶子,是从玲玲屋后捡到的。


新团员公布了。我担心玲玲还得哭一场。


这一回,她没有哭。不但没有哭,反而拿起一个歌片儿,放声地唱起来了。我想和她谈谈心,她说不用了,我已经锻炼出来了。


从此,玲玲的性格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她变得高傲了,冷淡疏远一切人;她变得懒惰了,三天两头地旷工。人们干活的时候,她故意打扮得十分妖艳,呵呵地笑着、唱着,到沙岗上采野花,在田野里扑蝴蝶,尽情地放荡着自己,同时也丑化着自己!


她不只变得高傲了、懒惰了,而且变得很任性。那年秋天,大队决定拆掉村里那座关帝庙,让我们参加两天义务劳动。她听说了,梳洗打扮了一番,非要回城不可。我急忙拦住她,苦苦劝告,她才答应参加这次集体活动。


谁知,我的劝告害苦了玲玲。拆庙时,西山墙突然倒塌了,一片烟尘冲天而起,仿佛扔下一颗炸弹!烟尘散去,玲玲不见了。找了半天,在一堆坯块瓦砾下面,看见一条辫子,一张惨白的、流血的脸。


她的伤势很重,尤其是左腿,属于粉碎性骨折。医生说,这种骨折很难医治,弄不好,要变拐。


乡亲们被惊呆了。


梦庄的空气凝固了。


沉默了几天,才听到人们的叹息声、埋怨声:


“唉,多好一个姑娘呀,拐了!”


“拆庙,拆庙,那庙拆得么?”


“关老爷也是不长眼,偏偏砸坏个人尖子!”


队长到医院看望了玲玲。


指导员也到医院看望了玲玲。


团支书和姑娘们看望玲玲时,还买了几个水果罐头。


俊姑娘要变拐姑娘了,所有的人们慷慨地拿出了自己珍藏着的同情和怜爱之心。


年终的一天晚上,队里评选“五好社员”时,黄头发姑娘率先发言:


“我提一个——玲玲!”


“同意!”


“赞成!”


“差不多!”


大家一齐附和着。有人说。玲玲下乡以来,很少回城,有“扎根”思想;有人说,玲玲干活不怕脏、不怕累,从不偷懒;还有人列举了一些事实,说明玲玲“爱国家,爱集体”。我听着他们的发言,忍不住说:


“我不同意!”


“你不同意谈谈理由!”人们一齐望着我,似乎对我很不满意。


我说,她有三个外号啊!


“扯淡!”一个小伙子,正颜正色地说,“人家爱穿白鞋,碍你什么?穿白鞋卫生!”


“就是,就是。”人们说,“至于走路爱扭腰……”


“人家扭得好看!”胖胖的、脸上有些雀斑的姑娘说,“叫我扭,我还扭不成哩!”


“就是,就是。”人们又说,“至于爱唱‘多米索’……”


“那不是毛病,而是才能!”白净姑娘很激动,站起来说,“整个梦庄,谁会识谱呀?我早说,让玲玲下地劳动有些屈才,该让人家当个民办教员,教唱歌!”


我又说,她还有个令人怀疑的毛病:爱写信。话音刚落,立刻遭到姑娘们的攻击:


“爱写信也算毛病?”


“一个姑娘家,给谁写信呀?”我说。


“给爸爸!”


“给妈妈!”


“给姑姑!”


“给姨姨!”


“人家给谁写信,难道还要向你报告吗?”


姑娘们尖着嗓子,一齐冲我嚷起来,黄头发姑娘嚷得最欢。她说我“人气”不好,玲玲眼看要变拐了,还要吹毛求疵。


争论了一会儿,队长站起来说:


“今年的‘五好社员’,玲玲算一个,同意不?”


“同意!”大家齐声说。


“同意的举手!”


正要表决,“等等。”一个黑胡子老头站起来说,“玲玲还没出院,她,肯定得变拐么?”


“得变拐,医生说的。”几个姑娘说。


突然,一个白胡子老头,从灯影里站起来了。他紧眯着眼睛,几乎把每一个人都看了一遍,才说:


“那么,她要拐不了呢?”


人们肃然地望着他,静默了十几秒钟,一齐举起手来。


直到现在,我也弄不明白,在那静静的十几秒钟里,富于同情心的乡亲们都想了一些什么?


媒体评论

       他那忧国忧民的情愫,清正廉洁、勤政敬业的作风,襟怀坦荡、真挚善良的品格,刚正不阿、疾恶如仇的精神,都将与他不朽的作品一样,长留人间。    ——习近平

当然,他还可以写出像他在作品中描述的过去正定府城里的饼子铺,所用的棒子面那样更精醇的小说,普度众生。       ——孙犁

 在我看来,贾大山小说的本真美是存在的、深藏的,任何表面的价值和时髦的风尚都掠不去它。艺术并不与时间同步。       ——雷达

    他的作品与人品一样高尚,绝无媚俗,从不逐潮,在乡土和幽默中完成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和美学追求。       ——尧山壁                                    

倘若把他列入王蒙、汪曾祺、陆文夫、高晓声、铁凝、林斤澜等这些一流短篇高手的行列中,也是完全有资格的。        ——封秋昌

   《梦庄纪事》和《古城人物》系列数十篇短篇小说,微妙而又精确地发掘出文化和人性的敏感共通之处,禅意浓浓,芳香四溢……              ——李春雷

习近平总书记与贾大山先生的交往,体现了习总书记为人交友真挚真情、重情重义的人格魅力,反映他正直善良、勤政敬业、光明磊落的高尚品格,习总书记尊贤重士、求贤若渴、布衣之交岁久愈真、贫贱之交不可忘的崇高情怀,对发扬我们党尊重和爱护人才的优良传统,对当前更好地贯彻我党知识分子政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对大力促进我国文化事业大发展大繁荣,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着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康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