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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简史(插图珍藏版)

作 者: 何炳松 著

定 价: ¥49.80

出版日期: 2012-07-01

责 编:

I S B N: 978-7-5008-5235-3

开 本:

包 装:

内容简介

    本书最早出版于1934年,后又印行数十次,影响极大。全书分上下卷两部分,上卷以亚洲为起点,叙述从世界文化的起源至欧洲兴起的历史事实,中间穿插了东方文化的发展及其对欧洲的影响。下卷从世界列强的形成和殖民事业的发展讲起,系统阐述了欧洲列强如何主导近代世界史的进程。全书倡导中国文化本位,在参考西方史学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在世界文化史中的活动和贡献程度,在适合的位置上进行叙述,意在借本书说明:亚洲文化曾大大促进了欧洲的进步,欧洲之盛与亚洲之衰,仅在近代欧洲进行世界殖民之后,亚洲民族应该正确看待历史。这种新的史学观打破了一直以来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史观,把由欧洲中心扩大起来的世界史改成以欧亚互动构成的世界史,调整了新的史学视域。

 

作者简介

何炳松(18901946),著名历史学家、出版家和教育家。浙江金华人。1913年至1916年留学美国,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商务印书馆任教或主持工作,抗战时期任暨南大学校长。最早将西洋史学引进中国,译有《新史学》《史学史》《历史教学法》等书,著有《通史新义》《西洋史学史》《中古欧洲史》《秦始皇帝》《近世欧洲史》《浙东学派溯源》《程朱辩异》等,其中不少被用作大学教材,影响至为深远。他的著述融会古今,学贯中西,将西洋史学原理与中国传统史学对比贯通,对历史学中的许多概念作了科学的解释,与梁启超并誉为“中国新史学派的领袖”。海外也将他与胡适并提,认为是同一时期学贯中西的大家。

 

编辑手记

著者自述:

旧式史书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他们只是列举许多已往的陈迹,不但对于现代我们的生活和兴趣不发生原委的关系,就是各种陈迹间往往也不发生相互的关系。结果这种史书所记的史迹是静的和死的记录,不免博而寡要……我们要述的不是一切过去的大事,而是一切足以说明人类文明进步经过和人类现状由来的大事。这就是现代“新史学”家对于史学的主张。

我们试看寻常所谓外国史或世界史,多半是欧洲中心扩大起来的西洋史。欧洲固然是现代世界文化的重心,值得我们格外的注意,但是,我们中国人既系亚洲民族的一分子,而亚洲其他各民族在上古和中古时代对于世界的文化又确有很大的贡献,似乎不应因为他们久已衰亡,就可附和欧洲史家的偏见,一概置之不理。因此,著者很想在本书中用一种新的立场,把亚洲匈奴人、安息人、月氏人、突厥人、蒙古人等向来受人轻视的民族,根据他们在世界文化史上活动和贡献的程度,给以相当的位置,而加以叙述。

 

目录
样章

龚鹏程(著名历史学家)推荐序

何炳松(18901946年)是现代中国的第一代新史学家。先生字柏丞,金华人,以官费赴美留学,就读威斯康新及普林顿大学,钻研史学、经济学、国际政治。归国后,任教于北大等校。19221924年出任中学校长,1935年起担任暨南大学校长,凡十年,为暨大校风之重要奠基人。1945年调任国立英士大学校长,次年七月即卒于上海,享年仅五十六岁。这是先生鞠躬尽瘁于教育的一面。

先生所从事的教育,并不限于体制性的学堂。他长期供职于商务印书馆,曾主持百科全书之编译,后任史地部主任兼国文部主任,1928年升任编译所副所长,后升任所长及副理。商务印书馆编译部门是清末民初最重要的社教文化机构,对于启迪民智、创新学术,起着很大的作用。先生供职其间既久,贡献可知。上海商务印书馆于淞沪战役中被日军炸毁,先生有《商务印书馆被毁纪略》,刊《东方》杂志廿九卷四期;东方图书馆复兴,先生又有《感言》刊《浙江图书馆馆刊》三卷一期,均非仅是对一个出版社的眷念,而是对于通过编译出版以改造社会这桩事业的感怀。这是他尽心力于编辑出版、社会文化的一面。

以上这两个面相,又都与他本身是位杰出的史学家有关。他是最早译介美国“新史学”一派来国内的人。在此之前,早也有梁启超等人提倡新史学,但取途日本,未尽其奥窔。先生先后译介鲁滨逊(Robinson)《新史学》、班兹(Barres)《史学史》、亨利(Henry Johnson)《历史教学法》等书,影响至为深远。史学由中国传统式的,转而接上西方现代史学之学脉,先生实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由于他留美的学术训练,译介新史学的功绩,可知先生史学之长,正在于能吸收欧美新的观念、方法,并利用欧西资料。他在西洋史方面,著力甚深。但先生却不是崇洋的人,1935年他还与王新民等人联合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简称“十教授宣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极重要的文化自觉宣言,与“全盘西化”论恰好唱反调。后来何先生担任暨南大学校长时期,也多次勗勉学生应具有民族情操。认为:“要造成复兴民族之斗士,不要造成争权夺利之政客。况且暨南比其他大学另有特殊之使命,将来本校毕业同学必须能向外发展,能在世界立足”。也就是期望培养能在世界立足之中国人。此一精神,是极可敬的。

在史学上,除译介西方史学以改造传统史学之外,先生1924年曾作《中古欧洲史》,系依鲁滨逊An introduction of the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前二十九章编译而成。1925年又作《近代欧洲史》,以鲁滨逊及比尔德(Charles A Beard)合著的Outimes of Europear History第二卷为蓝本,并取材于二人合著之History of Europe,Our Own Times篇章之安排。余楠秋《欧洲近代现代史·序》曾推崇为:“中国近代来研究西洋史的唯一善本,可与韦尔斯(H.G.Wella)《世界史纲》媲美”(1933年,世界书局)。现在我们要介绍的这本《世界简史》,就是在上述两书基础上重新编著的。

先生说,本书上古部分以韦尔斯《世界史纲》为蓝本。欧洲部分,以他自己那两本书及布累斯德《上古史》为主。印度与南洋群岛部分,参考斯密斯《牛津大学印度史》、伊利奥特《印度教和佛教》。安息、波斯部分,参考劳林生《东方五大帝国史》。月氏、突厥部分,参考《大英百科全书》、吉明《罗马帝国衰亡史》。蒙古部分,参考霍渥尔特《蒙古史》。伊斯兰教部分,参考福礼门《伊拉森人的历史和武功》。也就是说:充分吸收了西方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应为本书第一项特色,许多资料都是第一次被引用到中文世界来的。

读者看上述参考书目,或许会遗憾:为什么都没有中国史学界的贡献,足资何先采挹呢?这是无奈的事。中国传统史学本不关心世界大势,故于世界史,除四裔传一些简略的材料外,根本尚未形成为一种学科的规模。就是中国周边各民族之历史,如蒙古及西北民族史地,也要到清末才开始有王国维沈增植屠寄等人展开研究。东南亚史、中外交通史则正在开拓中,整体成绩毕竟零碎不成统绪。虽然如此,先生仍采用了向达对纸传入欧洲的考证,翁文灏对中国石器时代的叙述来补充西方论述之不足,藉此以建立世界史这一学科之基本论叙框架,这是此书第二个值得重视之处。

参考西方学术成果,并依西方的世界史论叙框架而形成的何先生这本书,却又跟他留学西方而不忘提倡中国文化本位一样,与洋人所编世界史也有个立场态度的不同。他说得好:“我们试看寻常所谓外国史或世界史,多半是欧洲中心扩大起来的西洋史。欧洲固然是现代世界文化的重心,值得我们格外的注意。但是我们中国人既系亚洲民族的一分子,而亚洲其它各民族在上古和中古时代对于世界文化,又确有很大的贡献,似乎不应因为他们久已衰亡,就可附和欧洲史家的偏见,一概置之不理,因此著者很想在本书中用一种新的立场,把亚洲匈奴人、安息人、月氏人、突厥人、蒙古人等向来受人轻视的民族,根据他们在世界文化史上活动和贡献程度,经以相当的位置而加以叙述。”这种非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史观,正是本书另一可称道之处。

这个新的史观新的架构,我以为重点还不在将蒙古人突厥人等之历史事功补充式地插入其中而已,实是调整了一个视域。也就是把由欧洲中心扩大起来的西洋史与世界史,改成以欧亚互动构成的世界史。

我觉得这是本书很可注意的尝试。因此本书第一编谈世界文化之起源,是从亚洲讲起的。第二编才讲欧洲文化的发韧,并说欧亚如何开始争雄。第三编则讲罗马嗣兴及欧亚如何继续争雄。第四篇讲罗马衰亡、印度佛教广传。第五编再论东方文化之发展,及亚欧北方民族如何因罗马之衰而进入欧洲中南部。第六编续说欧洲之混乱和亚洲北方民族之兴起。第七编讲中古欧洲人之生活和世界形势的转变,也就是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改变了世界形势,欧洲人要开始翻身了。于是第八编再叙欧洲之宗教改革与战争,结束了欧洲长期衰弱之局面,逐渐成为世界殖民者,下册即由世界列强的形成和殖民事业的发展讲起,谈欧洲列强如何主导着近世世界史之进程。

这样一个论述结构,不是以欧亚互动为主轴展开的吗?长期在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观之中,作为与欧洲文化对立面的亚洲,例如希腊时期的波斯、罗马时期的安息、波斯,乃至与基督教对抗的伊斯兰教文化,必须转换成这样的亲视角才能重新获得该有的重视。

因此我们会看到先生说安息人之文化大略等于现今土耳其,有受中国影响之处,态度之开阔更胜于罗马,制造和文明则略与罗马相当,且长于语言,善于经商。匈奴遗族厌达西迁,灭西罗马、波斯萨桑王朝、印度笈多王朝,先生也不像某些史家说此乃蛮族入侵,而说当时东罗马史家多赞美厌达为文明的民族。突厥人在七世纪时被唐朝所败,但十世纪后复兴,不但建立花剌子模国,更进入印度,造成阿拉伯人所创伊斯兰教实际是由突厥人广为传播之事实等等,先生也三复致意。

总之,通过这个史观,先生要告诉我们:从世界史之大势看,亚洲民族不是天生就不行的,上古以来,除了亚历山大短时期东进之外,大体是亚洲人和欧洲人争衡,而亚洲大占上风之时期。中古时期,欧洲黑暗,而亚洲东有唐代之隆盛,日本朝鲜之开化,南有佛教之传播和南洋诸国之兴起,西又有大食帝国的建设和文化发展。中古后期,更有突厥与蒙古之崛起,把亚洲文化传入欧洲,大大促进了欧洲的进步。欧洲之盛与亚洲之衰,实仅在近世欧洲进行世界殖民之后。因此我们亚洲民族殊不应妄自菲薄。

 

本书序言

本书上册本已出版多年。兹因课程标准既已订定颁行,故将上册根本依照重新改编,并将下册完成,合印出版,以副一般爱读本书者多年督促成书的雅意。不过著者仍想在此地略略表示他个人对于编辑历史课本和本书材料分配上几个愚见。

编辑历史的课本实在是一种不很容易的工作。因为就编辑课本的眼光看来,历史的材料实在太多,历史的范围亦实在太广。材料既多当然不能不加以选择,范围既广当然不能不加以限制。倘使我们没有相当的标准,那么当我们选择材料和限制范围时,就要受个人成见的支配;或者偏重政治,或者偏重经济,或者偏重民族精神,或者偏重大同主义,因此就要发生偏而不全的毛病,违反现代科学上客观的标准。这是编辑历史课本的第一个困难问题。

其次就是课本内容的详略问题。现在变通往往以为所谓详就是无所不包,所谓略就是摄其大要。于是求详的人竭力做堆砌的工夫,求略的人竭力做通概的工作。堆砌的结果往往流于琐碎,通概的结果往往流于空疏。使得读者或感到兴味索然,或觉得模糊影响。这是历史课本的第二个困难问题。

著者的愚见以为我们当选择材料和限制范围时,要想避免个人成见,只有绝对应用科学标准的一法。现在史学上比较最合科学的新标准就是“综合的研究”(synthetic study)。所谓综合的研究就是说:我闪要研究人类文化的演讲,我们不应该单单研究人类政治的、经济的、学术的、教育的或者宗教的发展;我们要同时研究人类政治的、经济的、学术的、教育的和宗教的等等活动的交互错纵的情形。因为人类的文化是政治、经济、学术、教育、宗教等活动的总和;我们倘使单单研究这种种活动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对于人类的文化决不能窥见它的全貌。所以,我们课本中所取的材料和所包括的范围就应该以综合研究四个字来做标准,目的在于说明人类全部文化的演进。换句话说,就是凡是足以证实人类全部文化演进的事迹都是历史课本范围中的材料。

其次,著者以为课本的适当与否决不单单是内容详略的问题。理想的课本一定要能够简明而且切实,所谓简明就是略而能够不流于空疏,所谓切实就是详而能够不流于堆砌。简单地说,就是一面要“言皆有物”,一面要“纲举目张”,以文化的演进为经,经过去的事象为纬,这才是折衷至当的办法。著者很想用这种见解去解决前面所提出的两个困难问题;这一册小书就是著者在实际工作上一种冒昧的尝试。

此外,我们对于中外史的划分还有一个特殊的界限问题。著者的愚见以为我们要划分中外史的界限应该以文化的演进为标准。详细地说,就是凡是纯属本国文化演进过程中的事迹,当然除偶然用来做比较外可以绝对不提,凡是纯属外国文化演进过程中的事迹当然是本书正当的资料,这是很明显的了。至于和全世界人类文化有一般关系的事迹,著者的愚见,经为我们应该不分中外,把他们一律划入本书的范围。本书所以述及中国的石器时代,法显和玄奘辈的西游,中国蚕桑,印刷术和造纸术的西传,以及郑和下西洋的种种事迹,理由就是在此。

著者愚见以为除上述三个问题外,似乎还有一个立场问题,值得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以常理论,本无提出的必要,但是我们试看寻常所谓外国史或世界史,多半是欧洲中心扩大起来的西洋史。欧洲固然是现代世界文化的重心,值得我们格外的注意。但是我们中国人既系亚洲民族的一分子,而亚洲其他各民族在上古和中古时代对于世界的文化又确有很大的贡献,似乎不应因为他们久已衰亡,就可附和欧洲史家的偏见,一概置之不理。因此著者很想在本书中用一种新的立场,把亚洲匈奴人、安息人、月氏人、突厥人、蒙古人等向来受人轻视的民族,根据他们在世界文化史上活动的贡献程度,给以相当的位置,而加以叙述。这就是著者所以提出立场问题的理由,而本书亦就是用这样一个立场编成的又一种冒昧的尝试。

著者于此还有一点附带的感想要表示出来,这就是关于这部分亚洲民族的史迹,竟不能不取材于英国学者所编的《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Rome),劳林生的《古代东方五大帝国史》(George Rawlinson: The Five Great Monarchies of the Ancient Eastern World),和派克的《一千年间鞑靼史》(Parker: A Thousand Years of Tartars);而本书所有对于这许多民族在文化贡献上估价的话,有时就采取前三书著者的意见。这是我们亚洲人的“数典忘祖”呢?还是:“礼失而求诸野”?著者所以附提此点,无非表明我们研究历史的前途,单就亚洲部分而论,还是非常辽远,值得我们急起去直追。

本书的编述当然以“详近略远”为主旨。所以就分量分配说:先史部分的篇幅只占一编,上古和中古各占四编,而近世和现代的三百年间占六编。同时最近一百年间的世界史则又占六中编的四编,而二十世纪以来的三四十年则又占四编中的二编。这是就世界史时代的远近而分配本书详略的大概。此外,对于欧洲和其他各洲史事的分配,则以世界一般文化的演进情形为详略的标准。因为对于上古文化的起源和中古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亚洲各民族所占地位的重要并不亚于欧洲,所以本书对于上古以来到十五世纪时的亚洲民族活动史,加以较说的叙述,无论他们的内治和外交,都较寻常西详人所谓世界史为详。自从十六世纪以后,上古以来亚洲民族向西移动的潮流,因有地理上的发现,一变而为欧洲民族四出活动渐成独霸的局面,而亚洲各文明民族,反一变而为受人压迫,或文化落后的国家。因此本书对于十六世纪以来的世界史,不能不为篇幅关系,减去亚洲各国内部的情形,而加详欧洲各国侵略此种民族和此种民族抵抗此种侵略的经过。因为如果照样的平铺直叙下去,不但读者的兴趣将要减低,就是对于前面所标以世界人类文化演进为选材标准的宗旨亦将要不合了。总之,上古和中古的文化重心既多在亚洲,故不能不并详亚洲;十六世纪以来的世界文化重心既大部在欧洲,故不能不特详欧洲。这是就世界人类文化演进的方向不同,而分配本书对于亚欧两洲史迹详略的又一个大概。著者愚见如此,但仍不敢云当;而且本书的内容能否合乎这个理想,亦还是有待于读者的指正。

至于本书所有材料的来历,原来都应该详细的标明,但是著者自己以为这本书不过是一种普通的读物,不是专篇的菱,所以就把这一部分工作省去不做。不过,我们编辑史书当然不能凭虚凿空的,所以著者在此地特把本书的蓝本举出最重要的几种,以便读者的复核或参考。关于先史时代的部分以韦尔斯的《世界史纲》(H.G. Wells: Outline of History)为主要的材料。关于欧洲的部分以布累斯德的《上古史》(J.H. Breasted: Ancient Times),著者自己所编的《中古欧洲史》和《近世欧洲史》三书为主要的材料。关于印度的部分为史密斯的《牛津大学印度史》(V.A. Smith: The Oxford History of India)为主要的材料。关于朝鲜和日本的部分以木宫泰彦的《日支交通史》为主要的材料。关于月氏和突厥的部分以《大英百科全书》和《罗马帝国衰亡史》为主要的材料。关于南洋群岛的部分以伊利奥特的《印度教和佛教》第三卷(Sir Charles Eliot: Hinduism and Buddhism)为主要的材料。关于安息和波斯部分以劳林生的《东方五大帝国》(后来加安息和波斯而为七)为主要的材料。关于蒙古人的部分以霍渥尔特的《蒙古史》(Sir Henry H. Haworth: The History of the Mongols)为主要的材料。关于回教徒的部分以福礼门的《萨拉森人的历史和武功》(E.A. Freeman: History and Conquests of the Saracens)为主要的材料。关于土耳其的部分以柳克述的《新土耳其》为主要的材料。此外如中国的石器时代一段材料则根据翁文灏的《近十年来中国史前时代之新发现》一文(《科学》,第十一卷,第六期),中国造纸术的西传一段材料则根据向达的《纸自中国传入欧洲考略》一文(《科学》,第十一卷,第六期)。著者从上述几位学者方面得到益处很多,所以对于他们都应该表示谢意。著者并觉得有一部分材料,尤其关于安息、波斯、朝鲜、日本、印度和南洋群岛诸国文化发展的情形,在汉文的著作中恐怕从来未曾有过;所以对于《东方五大帝国史》的著者劳林生,《印度教和佛教》的著者伊利奥特和《日支交通史》的著者木宫泰彦三人特别表示敬意。

著者深信我们要增进历史教学的效率,插图丰富亦是一个条件;所以对于本书的插图非常  注意。不过,同时亦深知搜集适当的插图实在是一件困难的工作,所以很盼望读者能够加以原谅。

著者对于本书中各种名词的汉译问题亦曾经以充分的考虑,不敢茍且下笔。书中关于普通术语的部分如美术、建筑、科学、文学、宗教等等名词大概都以程瀛章等所编的《百科名汇》为标准。至于专名的部分,除汉译中没有适当的标准由著者自由汉译的以外,其余尽量采用吾国原有的而且最合理的译名,例如Franciscans译为芳济派、Dominicans译为多明我派,骤然看去好像有点离奇,其实都是我国天主教徒中久已通行的旧译。又如Kaaba译为克尔白、Koran译为《古兰经》,骤然看去好像故意立异,其实都是依据我国清代回教学者刘智所著的《天方典礼释要解》这部书。著者深恐读者或起误会,所以特别提出一部分的实例来琐琐地声明。

著者所以能够把这本书编成出版,这是完全因为受了王云五和李伯嘉两位老友的鼓励和帮助。倘使没有他们的怂恿,著者的胆气恐怕就不会有这样的大。至于书中插图,多承友人苏继庼君代为搜罗,增加本书的精彩不少。著者特在此附表谢意。

 

媒体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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